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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从被迫打开国门到悍然发动日俄战争，不过半个世纪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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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既是一部日本幕末至明治时代的简明断代史，又是一部日本救亡图存改革史，同时也是一部陆海军发展演变史，一部对外侵略扩张史。本书详细展现了日本近代崛起的各个阶段：打开国门，幕末维新，明治改革，军事膨胀，对外扩张。
作者还深刻总结了日本从防御政策向侵略扩张转变的军备变化：传统武士沦落，效忠天皇的日本陆军成立；自购军舰，训练海军；木质舰被淘汰，铁甲舰崭露头角；冷兵器时代结束，火绳铳迅速被步枪等取代……内容简介
本书以时间为轴，讲述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这一个世纪里，日本从闭关锁国到被迫打开国门，从明治维新到发动日俄战争的整个崛起、扩张过程。着重阐述了在这个风云变幻的百年里日本的历史进程、军事变革、陆军与海军的组织形式、装备的武器以及发动的历次战争。作者简介
潘越
江苏苏州人，以日语翻译为日常工作，业余翻译书籍并撰写军史类文章，出版有《日本驱逐舰全史》，并在努力创作更多军舰方面的作品。目录
序
第一章 江户日本
第二章 打开国门
第三章 内忧外患
第四章 萨长联手
第五章 倒幕战争
第六章 走向扩张
第七章 冉冉升起
第八章 十年磨刀
第九章 一战功成
第十章 远去的荣光
后记序
一幅生动的日本近代军事变革图景
众所周知，从江户幕府到明治时代，整个日本都出现了翻天覆地的深刻变化，其中军事领域的改革尤其引人注目。这也是作者此书所要着力展现给读者的主体内容。
江户幕府实行的是以藩国为基础的武士集团军事体制，其长期保持稳定的前提是地方各藩大名对幕府的效忠。但由于江户幕府创立者德川氏与各“外样大名”之间从战国时代开始就已积累起了宿怨，而此宿怨并未因幕府的建立和外样大名们对其宣誓效忠而真正消解，到了幕末外来冲击不断加剧的情况下，那些心中早已满怀怨气的地方大名们便开始蠢蠢欲动了。了解这一过程的来龙去脉对于真正掌握此后诸番变动的背景和原因是必须的，这也是潘先生此书花了大量篇幅介绍战国以来日本历史（尤其是军事史）的理由所在。
在上述那些蠢蠢欲动的外样大名中，当以“萨（摩）、长（州）、土（佐）、肥（前）”四藩最为突出，而这其中又以萨、长二藩的影响和作用更为巨大。如果能抓住这两大藩及其相关人事脉络则大抵即可认为已经理解了一半的幕末和明治史，尤其是军事史。这不仅因为正是这两大藩出人出力一担两肩挑起了推翻江户幕府的重任，也不仅因为近代那些著名的军人和政治家大都来自这两藩，更重要的是，日本乃至世界军事史上都绝无仅有的那种近代陆海军制度就来源于这两大藩之间的恩怨情仇。明治大正之间曾有人著书《萨之海军，长之陆军》，明确了这一渊源和传承关系，更有人深刻地指出：海军与三菱、陆军与三井各自之间也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于是就形成了所谓“萨—海—三菱VS长—陆—三井”这一政军财三阀双巨头的对抗图景。这一概括虽不全面，但也基本揭示了幕末明治时期日本军事体制变革的内在机制。除此之外，天皇制、现代师团制以及海军建设等都是日本近代以来军事制度变革的重要方面，作者在书中也对此结合具体史实进行了充分阐述。
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在潘先生对幕末明治时期历次重要战争的叙述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对于这些战争的描述，作者并不单单停留于叙述一般战役过程及相关人物、装备及参战军队序列等战争本身的诸要素，而是在对整个战争的政治、经济及外交背景作充分交代的基础上展开叙事的。这一叙事过程甚至已脱出了日本的一隅之地，更多地放到了当时整个世界大势中去考察，而在此过程中作者更是把同期中国的历史作为参照进行了比对。在这样的叙事结构之下，我们对战争的了解变得更加立体、更加全面，而战争本身也变得更为生动、更为形象了起来。
非但如此，作者显然并不满足于对客观历史的简单陈述，在书中的许多地方，他都不惜笔墨地抒发自己对各类问题的看法。从中不难看出他对西南战争中西乡隆盛的百般怜惜，更不难看出他对中日甲午战争的千种遗憾。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细节的精到之处更是令人拍案，此处仅举其中一处。
在谈到长州藩抵抗外国舰队入侵的下关战争时，作者有这样的叙述：
“与长州藩隔海峡相望的北九州小仓藩武士及百姓袖手旁观，令长州藩无比气愤，以至于战后向幕府提出控诉。而长州藩自己的百姓呢？他们也只是登高观战，见武士们被打跑了，便向登陆的西洋水兵端茶送水，然后帮助对方搬运战利品——火炮，完全是一副长州藩遭攻击如同他人之事的态度（出自木村时夫所著的《日本民族主义史论》）。今日看来不禁令人莞尔。这些事实，能说明外国军队对两藩的攻击（两藩政权主导者日后成为了明治政府首脑）是‘民主的惩罚’吗？”
潘君此书我已细读过，希望日本军事史、日本近代史乃至日本史的爱好者也都来仔细读一下。同时期待潘君在日本史研究方面更上层楼，也祝他有更好的作品奉献给大家。
是为序。日本史研究专家 张轶
于甲午闰九月廿七
后记
本书为读者描绘日本幕末、明治时代军事崛起之进程，不能不涉及到某些东亚各国之间历史认知存在偏差的问题。有一些事实是任何一国史学界都无法否认的：当19世纪中期推进近代工业革命的西方殖民者以坚船利炮来到东亚敲开各国国门时，中、日、朝三国都做出类似反应，或早或晚地承认欧美在科技上的进步与其武力的难以抵挡，进而推进自身军事变革，然而真正实现崛起的只有日本。明治时代终结时，日本战前军事体系，连同其整个国家面貌都已基本定型，往后数十年陆军师团将扩张到数以百计，而海军则拥有世界最庞大的战列舰及航母舰队，但其基本的训练组织体系、战略战术思想则直到战败，都不会有明显改变了。朝鲜爆发了三一运动，而中国则在明治时代结束的同一年，推翻两千年帝制，创建民国。辛亥革命在中国解决的问题，远比幕末战争在日本解决的问题少，其后多年更是军阀混战、革命冲突，但民国建立至少解决了一个问题：全体中国人都有了真正的国家认同感。正是这份认同感引发了“九一八事变”前的东北易帜，引发了“七七事变”后的全民抗战，从而把侵略者驱逐出境。在侵略中国、挑战全世界的过程中疯狂膨胀的日本陆海军，制造了比明治时代庞大许多倍的罪恶，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百万日军成了海外游魂。中国重返世界大国之列的脚步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一日千里，但战败的日本却在美国的扶持下实现战后经济腾飞——其基础亦在于战前积累的教育、科技水准，以及不曾改变的建设强大日本的全民意志。无论日本在未来选择正确和平发展道路还是从过往历史寻找错误依据、再次走上错误的非和平道路，相信读者诸君与笔者一样，能够信心满满地向世界宣布：
朋友来了有美酒招待，豺狼来了迎接它的就是猎枪！文摘
从上表可以看出，萨摩军并无长州奇兵队那样的平民特性，仍然是以藩内士族为主要兵源，前线作战人员最低的身份也是足轻、乡士。那么萨摩军的战斗力又从何而来呢？有几点原因。笔者以为最为重要的一点，是萨摩藩仍旧保留有原始封建制度——外城制。外城，即鹿儿岛毛利家主城以外的领地中所存在的据点，大批萨摩武士祖祖辈辈分散于这些据点中，这些据点也被称为“门割”（数户农家作为一门）。外城制（或称“门割制”）能够得以存在，是因为战国时代末期织田—丰臣一系的兵农分离政策未能波及到比较偏远的萨摩。数十年后中国国民党元老、知日派戴季陶先生在其著作《日本论》一书中，对“偏远落后者却反而占尽优势”这一历史现象有一番正论：“‘自然’是大公无私的，它不单是不私于野蛮，它也不私于文明。它只是要惩罚堕落，惩罚文明的浪费者，惩罚懒惰而不努力求生存的人。”萨摩藩的外城制简直称得上中古时代的遗存化石，然而也正因为如此，当年荻生徂徠主张“恢复旧日农兵”，水户藩德川光圀甚至要驱赶士族下乡，却总无法扭转旗本武士不习武艺、懒散堕落的状况，而这些状况基本不存在于鹿儿岛。萨摩武士照旧与农民为伍，保持着努力求生存的质朴精神，杜绝懒惰。不知江户、大阪、京都的诱惑反而成为他们莫大的优势。
光有质朴精神也还不够。鹿儿岛所处日本最南端的地理位置，却又使藩上层领导人放眼海外，从初代藩主岛津家久征伐琉球，掠夺以黑糖为主的收益，到岛津齐彬创建集成馆，摸索近代工业，鹿儿岛民众对西洋事物普遍耳濡目染，没有抵触情绪。主张开国的萨摩藩虽然与英国打了一仗，但其“御流仪炮术”到底也打死打伤了一些英军，表现比长州藩好很多。在财政改革、对外开放之后颇有富余的萨摩藩，更加积极地引入西洋先进武器。除上文所提自身装备上万支步枪，又作为中介向长州藩提供了几千支枪以外，更有必要介绍的是萨摩军4个大炮队所装备的四斤山炮。
1859年，法国军队制式采用了两种火炮，分别为野战炮和山炮，后者为适应山地作战可以拆解后由两匹马进行运输，很适合日本的多山地形。法国当局开始与幕府全面军事合作之后，于1866年推荐此种火炮（法国人还很夸张地在日本人面前称其为“拿破仑炮”），江户关口大炮制造所遂在炮兵军官布雷涅的指导下进行仿制，但产量不明。一些已拥有初级工业基础的藩国也弄到此山炮的图纸加以仿制，其中萨摩藩便是在1868年倒幕战争开始前自制成功（按照上表编制至少有32门），立刻投入作战的。四斤山炮在鸟羽伏见之战中立下大功，至1870年自制总数达到120门。四斤山炮是青铜制的（以开始流行世界的克虏伯炮为代表的铸钢炮，在日本根本无法制造），“四斤”的含义即是发射四公斤重的铁质尖头炮弹，种类有榴弹、榴霰弹、霰弹三种，炮口径为86.5毫米，炮身长960毫米，全重218公斤（其中炮身100公斤），最大射程4000米。四斤山炮的射速、爆炸威力、准确性、机动性等都大大超越日本任何过往火炮，更重要的是已完全实现国产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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